余秋雨散文读后感

余秋雨散文读后感

　　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中，大家都写过散文吗？散文的宗旨是文笔一定要优美，文章一定要流畅。“形散而神不散”。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散文，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余秋雨散文读后感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

余秋雨散文读后感1

　　历史，穿越时间与空间，有一份挥之不去的沧桑感，多少个王朝，多少个轮回，反反复复，千年走一回，却有阵阵叹息，轻轻的，缓缓的，从遥远的爱琴海，从法老的金字塔，从被风化的古代遗址中，也从恒河畔边传来。当曾经的辉煌成为寂寞，当神庙已经破残，当人们开始遗忘，那阵叹息也只成了无奈，文明已经衰落，历史也开始褪色了。

　　翻开余秋雨的《千年一叹》，跟随他们的脚印一步步地走下去。我沉浸在眼前落寞的苍凉中，没有鲜明的色彩，没有繁华的景象，只有曾鼎盛一时如今却衰落得彻底的古文明。“千禧之旅”的目的实际上是环游世界的文明古国，领略各类文明的精华，寻找古代文明的路基，可我更觉得这像是一次冒险。途中他们遇到很多惊心动魄的事，随时威胁着他们的生命，荒草迷离，战壕密布，盗匪出没，完全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。但余秋雨写到：“我甘愿在毫无保护机制的险境中去面对一切，就像脱去手套去抚摸老人的伤痕。”于是冒险开始，抵达希腊时他所见的只有狭小的陈旧和任意的闲散。干净的痛苦一定会沉淀，沉淀成悠闲，悠闲是痛苦的补偿，痛苦是悠闲的衬垫，今天的希腊也就是在冷落中与世无争，闲散自如。埃及却不同，它昔日的辉煌，几经割断，古文字无人能识，古文献无人能懂，本体文明几近湮灭，只有从被风化的古代遗址和金字塔中可看到一点文明古国的样子。古巴比伦遗址的复原，更让人语塞，他们铲平古城重建遗址，却连带着将那份强烈的历史沧桑感湮灭了。

　　文明的衰败也直接导致了当地人民的贫困，孩子总是让人心疼的，伊拉克有太多的失学儿童，他们连字也不认识，可他们的祖先却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文字的.人。很小的孩子，本该天真无邪快乐生活，却硬生生地被与政治联系了起来，学校里教授的只是像“打倒美国，反对禁运”之类的口号。战争让许多孩子的父亲离开了，生活的重担便压在了孩子稚嫩的肩膀上，他们蜡黄的脸，深深的大眼睛，显示着他们这个年龄不该有的沉重。任何一种文明都离不开水源，河流是孕育古文明的基石，而在印度恒河边，却让我领略了前所未有的震惊。无数黑压压的人全都泡在恒河里，以为这样就可以将病痛治愈，还有长时间拥塞在河边等死的人，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将自己的骨灰撒入恒河。在恒河边，所能看到的是，人的肮脏，人的丑陋，人的死亡，就这样夸张的裸露，都可以毫无节制地释放给他人，释放给自然。

　　恶浊的烟尘全都融入了晨露，恒河彼岸上方，隐隐约约的红日托出一轮旭日，没有耀眼的光亮，只是安静上升，对人类，它还有多少耐心? 《千年一叹》仅500多页，却让我的思绪跟随着它横贯了整个亚欧大陆，跨越了几千年的时光。正如《千年一叹》歌词中所写：“千年走一回，山高水又长，车轮滚滚尘飞扬，祖先托我来拜访，我是昆仑的云，我是黄河的浪，我是涅磐的凤凰在飞翔。”听着李白的歌，寻着屈原的梦，探寻着中东古文明的辉煌，抚慰着西亚顾问名的伤痛，感受着南亚历史的喜怒哀乐。“法老的陵墓，巴比伦的墙，希腊海滨夜潮起，耶路撒冷秋风凉。我是废墟的泪，我是隔代的伤，恒河边的梵钟在何方?”它引导着我们踏进那个往昔的时空，去品位和享受其中的快乐，而同时也承受着这些辉煌文明不同程度的衰落的震撼。思索着我们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的风风雨雨而生生不息的缘由，中国文化是一种做减法的文化，是一种向往简单和自然的文化。正是这个本质，使它节省了很多靡费，保存了生命。这个以世界屋脊作门槛，以千年冰雪作门楣的泱泱大国，正以磅礴的气势矗立着，展示着它博大的精深的文化和悠悠五千年的历史。它深邃古老却又充满活力，在新的时代的浪潮中，它正以中华雄狮的英姿，震惊着全世界。

余秋雨散文读后感2

　　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，余秋雨做出的努力是令人赞赏的。在我的记忆里，余文首先在上海的《收获》杂志连载，而后被不断地出版、转载、报导，成为中国各大城市的重要畅销图书，甚至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中文和杂志上，与鲁迅和林语堂的作品一道成为现代散文的经典之作。一时间，大有不读余文，羞谈文学之风。果真是这样吗？让我们以他的《文化苦旅》为例，看看历史和文学在这里是怎样结构在一起的。

　　在《文化苦旅》中，我们可以透彻的看到作者采用的话语策略，那就是透着知识分子的“忧患意识”的传统“爱国主义”(也即“民族主义”，这正是该书发行时面临的一种流行思潮)，而后在这引导下进入深度操作的层面。

　　第一篇“道士塔”是一个奠定民族主义基调的重要篇章，它确立了整部书的话语(价值)姿态：王道士以他无知和贪婪出卖了中华文化的瑰宝“敦煌石窟艺术”珍品。这种道德化的母题和“故事”完全符合大众的“民族主义”走向。

　　不仅如此，作者还使用了一些煽情主义话语记号来强化这种戏剧性的效果，如“伤口”、“滴血”、“下跪”、“恳求”乃至“哭泣”，所有这些意象或独白都展示了一种露骨的煽情技巧。尽管它从文学技巧上看相当笨拙，但在中国的读者市场却是双重有效的，即点燃了读者的历史怒气，又使之产生了对作品乃至作者的无限钟爱，这样的例子在余文中俯拾皆是。

　　余文成功的运用历史随笔与情感化的叙述方式，引发了大众的阅读回响。尽管人们并未从这些历史诠释中获得新的概念，但封存在历史中的传统价值和现代生活的断裂，获得了某种修复，旧式文人的理想、趣味和面容遭到了大众之手的亲切抚摸。那么，在当时所谓“建构大中华文化圈”的大汉民族主义思潮中，余文受到大陆、台湾乃至世界各地华人知识分子读者的响应和鼓掌，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。

　　但是余文在市场化的包装上存在着“媚俗”过火的问题。它太过矫情。再以“王道士”一文为例，由于爱“宝”心切，作者竟打算给道士“下跪”，而为了敦煌经卷的一次亏本的“出口贸易”，作者想为此“大哭一场”。这种行文上的肆意煽情，主要源于，他一方面沉浸在老式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之中，一方面则试图向大众或市场寻求最大限度的认可，这两者最终发生了统一。没有任何一种统一比这一种看起来更为古怪。

　　与诗歌相比，中国散文在其历史进程中始终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，散文是诗歌与小说的话语残渣，堆积在文学史的边缘，成为每个时代主流话语的底衬。长期以来，以小日子、小情趣、小思想和小笔触为基本特征的“小散文”，尽管获得了城市市民的热烈掌声，其局限却是不言而喻的。对于一个充满着阔大意象的中国文化而言，它只能是一种日用文化缀品。这就为所谓“大散文”诞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由：散文需要长“大”，需要更为“大气”的构架和运作。

　　在我看来，余进入历史和政治话语领域是一个错误。他旅行于一个他完全不能驾驭的领域，并陷入了阔大的迷津，而更令人担忧的是，余文依托的那些陈旧的话语体制，正在这个大变革的.时代里缓慢地崩溃。我们应该注意到，所有出现在这些怀旧书页中的言说都是一种挽歌，哀悼着所有正在随风而逝的政治、道德和文化传统。

　　余文并未让历史向我们开放并成为我们的，恰恰相反，它显示了一个旧式文人的普通特征：屈从于陈旧的历史阐述和历史语法，同时又沉醉在一些细小的话语改造之中，而这样的文本无疑无法成为新散文的方向。

　　散文应当从这思想的迷津中彻底解放出来，散文应当终止这种紧张的文化漫行，返回到伫立、安坐或躺的舒适状态。在一个高速运转的超级资讯时代，散文完全没有必要成为思想者的承重之本。“轻小”应当成为散文的常态，而“娓语”才是当代散文的主流。无关乎深沉和浅薄，要的只是真性情，流行散文的真正面貌就应如此！